公元十二世紀初，獲知金遼戰(zhàn)爭消息的北宋高層，為聯(lián)絡金政權，達成共同對抗遼國的軍政同盟，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動，史稱“海上之盟”。是時，受遼國橫亙于北方所阻，宋金之間無陸路可通，宋使只能采取泛海北上的方式聯(lián)絡金國，其間路途波折，艱辛甚多。

不為人知的是，在海上之盟落實前，北宋曾經(jīng)試圖尋求藩屬國高麗的幫助,希望對方能采取“借路”或協(xié)助“通款”的方式，為宋與金達成盟約提供方便，不料，卻所托非人……

圖中左下方是宋徽宗趙佶，右上方則是高麗王國的開國君主王建。北宋與高麗隔渤海而望，唇齒相依，兩國間長期保持著“親密友好”的宗藩關系，在文化上仰慕北宋、在經(jīng)濟貿(mào)易上依賴北宋的高麗，似乎可以在任何問題上跟著大宋的指揮棒走。然而，這不過是北宋君臣的一廂美夢。在國家利益面前，宗主與屬國顯然各懷心思。

醉翁之意不在酒

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的七月，汴梁城里一絲風也沒有，頭頂上火辣辣的太陽直烤得人腳底板發(fā)燙。不過，對高麗人李資諒來說，比起外面的熱，眼前飯桌上的“熱度”更讓他如坐針氈。

這頓飯非比尋常。做東的是大宋最高領導人徽宗趙佶，另有文武重臣從旁作陪。此宴人稱“鹿鳴宴”，據(jù)說因在宴禮上演奏升堂樂《詩經(jīng)·鹿鳴》而得名。北宋一朝，升格到朝堂宮廷宴禮規(guī)制的鹿鳴宴，是殿試文武兩榜狀元設宴團拜的盛典。在這一年之前，宋徽宗執(zhí)政期間有確切記錄的鹿鳴宴僅出現(xiàn)過兩次，而在此前的北宋外交史上，亦不見以這般規(guī)格款待外邦使節(jié)的先例。更何況，蝸居在朝鮮半島的高麗王國，自打公元十世紀起，就長期保持著向中原王朝稱臣的藩貢關系。李資諒只不過是高麗的“謝恩使”，竟有機會享用大宋皇帝欽賜的鹿鳴宴，可算是極其罕見的破格招待了。

李資諒誠惶誠恐。他此行的公開目的，聽起來風雅至極，而實際上卻無關痛癢。幾年前,徽宗招攬了一班人馬，將前代流傳下來的宮廷雅樂重新整理，制定成新樂，定名《大晟雅樂》，頒賜給了當時對大宋最熱心的藩屬國高麗。李資諒此番正是作為高麗睿宗大王的代表，到北宋東京汴梁，對徽宗皇帝的善舉表達“謝賜”。

李資諒出身于勛舊豪族仁川李氏。這個家族在唐朝時是新羅王國的遣唐使，李姓即由唐皇所賜。幾個世紀以來，家族內(nèi)外交、政務人材層出不窮，李資諒就是高麗睿宗時權勢熏天的寵臣李資謙的胞弟。就高麗史書的記載來看，李資諒雖身居刑部侍郎樞密院知奏事一職，在政務上卻并沒有什么突出的才干，唯其一點殊為難得：此人精通漢學，漢語流利，一張嘴口吐蓮花，又擅長奉迎上意，尤其是在詩詞歌賦、音樂繪畫、體育健身方面，竟偏偏與宋徽宗志趣相投。

汴梁朝堂上，李資諒極盡讒媚，把宋徽宗哄得眉開眼笑。后者一時心血來潮，要求他寫詩“和之”，李資諒于是當場作了一首《大宋睿謀殿御宴應制》：

“鹿鳴嘉宴會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

天上賜花頭上艷，盤中宣橘袖中香。

黃河再報千年瑞，綠醑輕浮萬壽觴。

今日陪臣參盛際，愿歌天保永無忘?！?/p>

字里行間透著賣拙邀寵的諂媚之氣。宋徽宗是中國皇帝里文化修養(yǎng)最高的人物，以他的欣賞水準，根本不可能看上此等不入流之作。然而，徽宗當時的反應卻是“大加稱賞”，弄的李資諒本人都頗感詫異。

北宋君臣對高麗使臣的過分熱情，正應了那句老話——醉翁之意不在酒。《高麗史·列傳》第八卷，記錄了鹿鳴宴結束后，宋徽宗與李資諒之間的一次密談——

“……徽宗大加稱賞，將還，密諭曰：‘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后歲來朝，可招諭數(shù)人偕來?！?/p>

原來,宋徽宗刻意親近李資諒，是想通過高麗聯(lián)絡遠在北方的女真。之所以突然提出這番請求，全是由此刻躲在東京城里的一個遼國漢人引發(fā)的。

2009年8月，一艘用來運輸青瓷的傳統(tǒng)帆船，出現(xiàn)在韓國全羅南道康津郡的海面上，這是今人為了宣傳當?shù)孛a(chǎn)高麗青瓷而制作的復制品（供圖／CFP）。高麗以及后來的李氏朝鮮，長期向中原王朝稱臣，在文化上更以中國唯馬首是瞻。圖中的高麗青瓷大約創(chuàng)燒于九世紀末，早期其燒制工藝和類別造型基本模仿自北宋越窯青瓷，是中國文化向外輸出的一個典型案例。

藝術家皇帝的遼國知音

上一年三月初，北宋設在雄州（今河北保定雄縣）的地方官突然接到一封密信。信被人特意封在一枚用蠟做成的圓殼里，乍一看和藥丸沒什么兩樣。寄信人叫趙良嗣，原名馬植，是世居幽燕的遼國漢人。據(jù)《三朝北盟匯編》的記載，在這封信里，趙良嗣不僅向北宋透露了女真人完顏阿骨打起兵反遼的重要情報，還特別提到了一條完全由他本人設想的聯(lián)金（注：完顏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1月建立金國）滅遼方案。

宋廷高層為此產(chǎn)生了強烈的震動。因為在此前的一百年間，宋遼兩國沒有大規(guī)模的戰(zhàn)事，北宋雖然每年都得向遼國輸送歲幣，但對于被石敬瑭割讓出去的幽云十六州，也依然沒斷了收復的念想。宋徽宗對趙良嗣的方案深感棘手，讓正得勢的權臣童貫和蔡京二人密議。這兩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禍國殃民之徒，在合計之后，一致認為滅遼收復幽燕的時機已到，便回奏徽宗，稱“良嗣歸明，故當收留，乞敕和詵密諭會期”?；兆诒救饲∮写艘猓敿聪铝钆扇藵撊脒|國，與趙良嗣約定在四月?lián)駲C南奔入宋。

當月九日，趙良嗣就迫不及待地趁夜色掩護，偷渡宋、遼界河，成功抵達雄州。負責接應的雄州地方官立即派兵護送他秘密進京。九天后，他悄無聲息地到了汴梁城，并在當天受到皇帝的召見。

由元人修撰的《宋史》，在《列傳》部分為趙良嗣專辟一節(jié)，編入《奸臣傳》。文中記載了趙氏面圣時的一番慷慨陳詞：

“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涂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fā)制人，后發(fā)制于人，事不侔矣?！?/p>

趙良嗣思辯不俗，還有一副好口舌，僅憑三言兩語，就哄得宋徽宗龍顏大悅。其實早在仁宗和神宗時期，朝廷就制訂過聯(lián)合高麗對抗遼國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并得以部分實現(xiàn)。作為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徽宗馬上想到的就是效仿皇父的做法，眼下除了高麗這層老關系外，還多了女真反遼的天賜良機，若是把握住機會，沒準能徹底除掉遼國這個橫亙在北方的心頭大患。趙良嗣的情報,勾起了徽宗的念想，每一句話都說到了藝術家皇帝的心縫里。于是，在大內(nèi)朝堂上，徽宗授予無尺寸之功、且不知根不知底的趙良嗣“朝請大夫、秘書丞、為秘閣待詔、備皇帝顧問”這么一大串頭銜，讓他由一個大遼的叛逃者，驟然變身為大宋的寵貴。

但是，趙良嗣給北宋帶去的，只不過是某種寬泛的構想，并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步驟。他此前甚至連女真人長什么樣都不知道，如何聯(lián)金？選擇哪種形式和途徑？這些涉及具體落實的問題，只能統(tǒng)統(tǒng)交給北宋方面去想辦法。而北宋對遼、金雙方的戰(zhàn)爭形勢缺乏及時可靠的情報渠道，遼東半島又屬于遼國的東京道，遼人不可能允許大宋的海船靠岸，不加阻攔地放任宋使北上聯(lián)絡金國。正基于此，北宋在第一時間想到了友好鄰邦——高麗。

于是就有了開篇的那一幕。在趙良嗣到宋國一年零三個月之后，徽宗高調(diào)地超規(guī)格款待了李資諒，他希望能通過高麗的協(xié)助，與金國取得聯(lián)絡。政治嗅覺敏銳的李資諒聽到宋徽宗的密諭，馬上就明白葫蘆里裝的是什么藥了。然而，對于十年前剛剛被女真人放了一次血的高麗而言，這分明是逼著他們?nèi)ッ邏壕€。

圖表展現(xiàn)的是北宋及周邊政權對外戰(zhàn)爭的概況，其中北宋勝負各半，而女真及后來的金國則在1114年開始的對遼戰(zhàn)爭中，取得了四戰(zhàn)四勝的佳績，并最終亡遼滅宋。宋遼兩國實力相差未幾，幾次交鋒互有勝負，北宋卻選擇以向遼繳納歲幣的方式，確保平安。東北方的屬國高麗也向遼稱臣，一度中斷了與北宋的關系。直至1078年宋高復交，宋神宗才向高麗派出外交使團，乘海船“神舟”，滿載珍玩寶器贈與高麗。

圖即為“神舟”出使高麗的路線。

一國事二主

李資諒在宋徽宗面前溜須拍馬，除去他個人脾性的原因外，其實包藏隱情。六年前，宋使曾警告高麗不要和遼國走得太近，罔辜大宋自先帝神宗皇帝以來對高麗的一片苦心。因此高麗睿宗便委托李資諒，以“謝賜”《大晟雅樂》為借口，來汴梁做解釋，懇請得到北宋方面的諒解。

然而，徽宗的一席話，卻使形勢更加復雜起來。原本夾在遼、宋兩國當中的高麗，現(xiàn)在又要面對半路上殺出來的金國，還得應對遼金戰(zhàn)爭不可預知的未來走勢，身在宋都的李資諒，感到自己的處境愈加尷尬。

這種尷尬，源于宋、遼與高麗三方之間的微妙關系。

《宋史》是這樣記載的：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北宋，高麗即刻向其遣使納貢，并在本國使用趙宋的年號。976年，宋太宗趙光義將統(tǒng)一天下的矛頭指向北方，準備對遼開戰(zhàn)。北宋為此與高麗達成針對遼國的軍事同盟，又和分布在鴨綠江兩岸的女真部族積極聯(lián)絡。考慮到女真人擅長養(yǎng)馬，為引進馬匹，便開辟了一條從遼東半島泛海到山東的海上走私路線。

公元979年和986年，趙光義對遼國發(fā)動了兩次北伐，企圖奪回幽云十六州。第二次北伐中，趙光義派使節(jié)前往高麗交涉，要求對方出兵配合作戰(zhàn)。他給高麗國王寫了封詔諭，聲稱這次是滅遼的最好時機，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只要高麗肯出兵，將來的戰(zhàn)利品可統(tǒng)統(tǒng)拿走。

結果，宋太宗的萬丈豪情只換來鎩羽而歸。高麗方面出于自身國家安全的考慮，只做出一副整兵備戰(zhàn)的樣子來應付北宋，并沒有實際出兵。雖則如此，卻依然引起遼國的警覺。從公元993年到1018年，遼國連續(xù)發(fā)動三次東征，迫使高麗斷絕與北宋的關系，改為向遼稱臣納貢。國力相對貧弱的高麗為防備遼軍，不惜耗費巨資在朝鮮半島北部修起一道千里長城，作為北方的邊境線。隨后，遼軍又發(fā)動對鴨綠江沿岸女真部族的征討，加強對遼東半島的控制，阻斷了女真向北宋販馬的海上路線。

北宋同高麗、女真的官方往來，就這樣暫時中斷了。

大約過了六十年，到了宋仁宗趙禎當政。此時在北宋的西北方，西夏梟桀李元昊稱帝后與宋反目，連續(xù)擊敗了前來征討的宋軍。遼國趁機對北宋施以軍事訛詐，妄圖索要瓦橋關南十縣地（今河北保定以東）。北宋只得與遼展開談判，最終以在澶淵之盟規(guī)定的歲幣數(shù)額基礎上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的代價講和。在河北應付遼國，在西北對抗西夏，這種兩線對峙的狀態(tài)讓大宋捉襟見肘，而更要命的是，連個可以分擔壓力的盟友都沒有。

于是，負責與遼國談判的重臣富弼上書，建議重新聯(lián)合高麗，尋找適當時機借道高麗聯(lián)絡女真，以此對抗、掣肘遼國。1067年正月，神宗趙頊繼位，將富弼的構想逐步落實，采取了針對高麗和女真的“海上外交”。次年，趙頊派泉州商人黃慎，打著經(jīng)商的名義北上高麗，秘密遞交一封寫有皇帝敕旨的牒文。恰好，此時在位的高麗文宗王徽早有聯(lián)絡北宋之意，遂對這份敕旨做出了積極回應，很快便回牒宋朝，表示堅決要和宋國復交。

你情我愿，恢復邦交就是順水推舟的事了。不過，高麗在重新向北宋稱臣的同時，提出了一個“不合理”的要求：在官方文書里依然申明奉遼國為正朔，繼續(xù)使用遼帝年號，向遼稱臣納貢。即“一藩事二主”。

高麗與北宋復交，卻繼續(xù)向遼國稱臣，還公然使用遼帝年號，這叫宗主國大宋顏面何存？不過，考慮到高麗北方邊境與遼國接壤，長期受其軍事威脅，如果貿(mào)然與遼斷交，難保不會遭到報復，為了不過分刺激遼國，高麗的這個懇求也算實出無奈。宋神宗很大度地理解了高麗，但朝堂上的一些高階官員和國內(nèi)的文人士大夫卻按捺不住了，紛紛以此為話柄，斥責高麗首鼠兩端、立場模糊。

這種反對的聲音，在北宋內(nèi)部不僅一直存在，聲勢規(guī)模還相當可觀。高麗方面聽到過這些政治抨擊，也自覺理虧，于是數(shù)次對北宋解釋：向遼稱臣是實出無奈，向北宋稱臣才是心甘情愿。為表達自己的最大誠意，高麗在對北宋的外交文書中連遼國年號都不用了，改為使用甲子紀年。

公元1078年，宋高兩國君臣關系正式達成，在看起來頗為顯赫的外交業(yè)績面前，北宋內(nèi)部反高麗的聲音被暫時壓制下去了。從此，高麗開始了一國奉二主的“等距離外交”，在宋、遼兩個大國中間，小心翼翼地保持著平衡，總體趨勢，是宋高（麗）關系趨熱，而遼高（麗）關系趨冷。

然而，好景不長，十二世紀初，高麗肅宗在北方向女真開戰(zhàn)，打破了三方的外交平衡。

圖為高麗與女真之間的曷懶甸戰(zhàn)爭。1104年，高麗向鴨綠江兩岸的女真部落出兵，妄圖通過武力，將其東北邊境拓展至曷懶甸地區(qū)。這一仗，高麗兵力大損，賠上了此前幾十年積累的家底，卻也因禍得福地獲悉了女真崛起的勢頭。而北宋對此一無所知，天真地與虎狼一般的金國結成抗遼同盟，并最終被金所滅。供圖／秋原

熱臉貼上了冷屁股

《高麗史·肅宗》、《尹傳》對此有過記載。公元1095年，高麗文宗的第三子王熙，與重臣尹和上將軍王國髦等人結成聯(lián)盟，以宅下蓄養(yǎng)的私兵為骨干，通過宮廷政變奪取王位，成為高麗肅宗。私兵在關鍵時刻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肅宗本人遂對私兵出身的拓俊京、王字之等人大加信賴。拓、王由此成為高麗的少壯派武臣，與尹等重臣勾連，逐漸形成一個松散的、沒有確切政治目標，僅以“忠君”、“孝義”、“尊禮”為口號的組織——“黨”。

肅宗不甘心只做個守成之君，他主觀上有追求“武功”的動機，黨內(nèi)部也特別渴望通過戰(zhàn)爭獲得功名。此時的高麗政權建立已近二百年，諸如土地兼并等社會矛盾逐漸凸顯，因而也存在通過發(fā)動對外戰(zhàn)爭轉(zhuǎn)移矛盾、用新占據(jù)的版圖分賞得勢新貴、安撫權臣、維護政權穩(wěn)定的必要。對于過去曾經(jīng)三次入侵高麗、此時又是宗主的遼國，王熙和少壯派武臣就是長出一百個膽子也不敢招惹，唯剩下北方的女真。于是，高麗君臣謀劃發(fā)動對女真的北征，以期占領東北邊境以外的曷懶甸地區(qū)（今北朝鮮東海岸咸興平原）。

然而，此時的女真，早已不是錯亂分布的松散部落狀態(tài)了。北方松花江流域的完顏部，崛起趨勢至少保持了三十年，至十一世紀末，終于建立起女真部落聯(lián)盟，開始將影響力向朝鮮半島延伸。完顏部的南下與高麗的北進，就在曷懶甸產(chǎn)生了直接沖突。

1104年正月，過分高估自身軍事實力的高麗，集結17萬軍隊，越過北方千里長城主動出擊。三十二天后，在開城苦盼捷報的肅宗和黨得到了一個壞消息：高麗軍隊與女真交手后一觸即潰，約7萬人被擊殺和俘虜，不僅曷懶甸的土地一寸未得，連千里長城以內(nèi)的定州、宣德兩個重鎮(zhèn)都丟了。

眼看戰(zhàn)局不利，高麗遂多次向遼國天祚帝申訴，希求當時同為高麗和女真宗主國的遼國能向女真施壓，或直接干預戰(zhàn)局。1109年秋，高麗向女真提出講和，撤回千里長城以南，曷懶甸地區(qū)則被納入完顏部勢力之下。此后的五年里，女真人在曷懶甸保持了一只相當強大的軍力，導致高麗北方邊境沿線長期受到來自女真的軍事威懾。高麗不得不繼續(xù)維持與遼國的關系，以防再啟戰(zhàn)端。因此，從1104到1113年，高麗使節(jié)頻繁地前往遼國活動，而遠在南方的大宋是幫不上高麗什么忙的，于是遼高關系迅速密切起來，而宋高外交卻被暫時冷落了。宋徽宗趙佶在公元1100年的春天登基，高麗的親遼遠宋，使得北宋內(nèi)部反高麗的聲音在被壓制了數(shù)十年后開始反彈。偏在這個時候，1105年即位的高麗睿宗王俁，竟第一時間向遼國派出使節(jié)上表請求冊封，而對北宋方面卻沒有任何表示，這個舉動無疑又加劇了北宋對高麗的不滿。

1110年六月，北宋派出一支使團前往高麗，名義上是宣讀宋徽宗對高麗睿宗的冊封詔書，實際上是探聽高麗方面的態(tài)度，主要為了問責。使團的正使是王襄，副使就是靖康之變后被女真人扶植起來的那位“大楚皇帝”張邦昌。高麗自感心虛理虧，對來客不敢輕視，特令高階官員在大宋使團下榻驛館殷勤陪同。張邦昌在高麗王前傳下一道密諭，既冠冕又委婉地奉勸對方，應該珍重兩國睦鄰友好，切勿做破壞兩國關系的事……

高麗方面趕緊陪著笑臉向宋使解釋，希望達成諒解，并考慮在適當?shù)臅r機派遣使節(jié)前往汴梁叩見大宋天子，當面致歉。權臣李資謙利用了這個機會，讓自己的弟弟李資諒擔當此任。自睿宗八年開始，李資諒以高麗使臣的身份，多次前往宋、遼兩國，其中就包括政和六年與宋徽宗在鹿鳴宴上君歡臣嬉的這一回。

但在汴梁的朝堂上，李資諒卻對高麗遠宋近遼的原因閉口不提。宋徽宗和他手下的高官們壓根不知道高麗與女真之間曾有過曷懶甸之戰(zhàn)，對雙方目前的緊張關系也不甚了解，僅僅基于對方是來尋求諒解，就做出判斷——現(xiàn)在高麗人心虛氣短，如果趁機向他們提出借道聯(lián)絡女真、為宋金達成盟約提供方便的想法，再輔以可觀的物質(zhì)答謝，對方斷然不會拒絕。

然而，當宋徽宗提出“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后歲來朝，可招諭數(shù)人偕來”時，李資諒以老練圓滑的口吻，只用一句“女真人面獸心，夷獠中最貪丑，不可通上國”，就干脆利落地用冷屁股把宋徽宗的熱臉蛋頂了回去。

高麗回絕北宋借道聯(lián)金請求，基本出于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高麗和女真關系本就緊張，無論向宋人開放本國陸路途徑前往女真地區(qū)，還是允許女真人借朝鮮半島前往，都極有可能是自引禍水的蠢行；

其二，借道讓北宋與女真達成聯(lián)盟，使雙方在中斷一個世紀之后重新聯(lián)絡，等于是提升了女真的地位，給別人做嫁衣；

其三，北宋向高麗提出希望重新聯(lián)絡女真，已經(jīng)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左右，北宋就意圖以山東登州為基地，重現(xiàn)一個多世紀前的海上販馬貿(mào)易通道。在這個計劃里，大宋承認高麗對女真“代為羈縻”，作為交換，希望以高麗能充當馬匹輸入中原的中轉(zhuǎn)站。高麗以國家安全為由，表示拒絕，私底下另有經(jīng)濟利益在作祟——宋與女真雖然官方往來隔絕百年，但經(jīng)貿(mào)交流卻一直未斷。女真地出產(chǎn)的名貴皮草和北珠，在北宋被視為珍物，價值不菲。而高麗和遼國通過在中間的貿(mào)易中轉(zhuǎn)，也可獲利。如果讓宋人與女真人直接聯(lián)絡，等于斷了高麗的這條財路。

由此可見，高麗雖然在文化上仰慕北宋，在經(jīng)濟和貿(mào)易上依賴北宋，在大宋君臣面前也表現(xiàn)出一副無比恭順虔誠的屬臣姿態(tài)，但只要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依然是奉行本國利益至上的原則。所謂“只要大宋一聲令下，作為藩國的高麗就能乖乖執(zhí)行甚或做出犧牲”，只不過是存留于北宋君臣頭腦里的一種毫無根據(jù)的臆想。

1107年，高麗主戰(zhàn)派重臣尹瓘率部攻打女真并一度取勝。戰(zhàn)后，高麗在朝鮮半島東北部這塊新奪取的土地上修建了九座城堡，并在其中之一的咸州設置大都督府，以加強對新占領區(qū)的軍事統(tǒng)治。圖為高麗人繪制的《拓境立碑圖》，表現(xiàn)了高麗設立公崄鎮(zhèn)定界碑、對此地宣誓主權的情景。兩年后，高麗向女真請和，退九城之地。

只會炫富的“肥豬”

宋徽宗盛情款待李資諒的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也是遼國的天慶六年、金國的收國二年和朝鮮半島上的高麗睿宗十一年。正應了“幾家歡樂幾家愁”這句俗話，各家都打著自己的小算盤——

上一年年末，遼天祚帝興舉國之兵,親征女真，其主力后被金軍擊潰，境內(nèi)的女真人和渤海人趁機開始積極響應他們的完顏部同族，在遼東地區(qū)頻繁發(fā)動叛亂。完顏部則轉(zhuǎn)守為攻，阿骨打和他的堂兄弟們開始規(guī)劃對遼東發(fā)動主動進攻。

在朝鮮半島中北部，千里長城上的高麗戍卒們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和他們在長城沿線對峙了十年的女真軍隊，在最近一兩年里逐漸消失了——顯然，他們被調(diào)去對遼國作戰(zhàn)。就在高麗君臣慶幸北方邊境的軍事壓力終于可以減弱時，這年四月，金國忽然派使臣前往王京開城，向高麗傳達了金主阿骨打的意志：阿骨打毫不隱晦地奉勸高麗，不要采取任何形式去協(xié)助舊宗主遼國，趁早和金國建立君臣關系。高麗內(nèi)部對阿骨打的言辭反應激烈，少數(shù)少壯武臣更將之視為對高麗故意施加的羞辱。

可惜的是，周邊政權發(fā)生這若干起大事，無論是宋徽宗還是童貫、蔡京這些近臣，一概懵懂不知。他們只知道現(xiàn)在是大宋和高麗外交關系的低谷期，高麗人忘恩負義，有愧于我大宋的恩典。

其實如果站在高麗的立場上，對北宋“卑躬屈膝”也并不是那么理所當然的事。

高麗雖偏安于朝鮮半島，但論起國祚，建國時間反而比北宋還早了四十年。這一點雖然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但在器小易盈的高麗，也被看做是一種可以把北宋比下去的歷史優(yōu)勢。

高麗從建國伊始就強調(diào)其國家的民族獨立正統(tǒng)，與后來的李氏朝鮮奉行看中國臉色的“事大主義”頗為不同。自后唐到元朝，高麗雖然先后做了多次屬國，但一直強調(diào)其國家自決，無論對方是出于強迫（比如遼、金）還是懷柔（比如宋），高麗只是有限聽取，而不愿全盤接受，更不會甘當馬前卒。因此，到了近代北朝鮮政權建立后，金日成曾大力弘揚王氏高麗的獨立自主，同時對李氏朝鮮的“事大主義”加以批判。

再回到北宋初年，宋太宗發(fā)動雍熙北伐，結果被遼國打得大敗，成了高麗人口中的笑柄。后來，遼軍三次大舉東征高麗，高麗險些亡國，其重臣徐熙前往汴梁，主動要求與北宋重建軍事聯(lián)盟。已然喪失斗志的宋太宗只用幾句不咸不淡的官話，就把徐熙打發(fā)回去了，而北宋對高麗也毫無實際性的協(xié)助。高麗君臣看在眼里記在心上，有如此德行的上國，與我高麗又有何裨益？

平心而論，說無益也不盡然。大宋的豐厚國力讓高麗難望其項背。當年宋神宗推行的海上外交，就主打一個“富”字。公元1078年，北宋派出規(guī)模浩大的外交使團取海路前往高麗時，專門打造了兩艘載重萬石的神舟，滿載珍玩寶器，準備賜予高麗。這些物品因數(shù)目繁雜，連做記錄的禮冊都要分為正、別、復三單。高麗上至國王、王族、下到一般臣僚，幾乎人人有份。

然北宋卻只見“富”而不見“強”。在高麗君臣眼中，大宋不過就是一頭只會炫富的肥豬罷了。說得再明白點，是個根本指望不上的花架子，連自己的失地都拿不回來，又談何扶助屬國？

在公元十二世紀初金興滅遼的時局當中，高麗恰恰是那個看得最清楚的明白人。十年前和女真的曷懶甸之戰(zhàn)，雖然把高麗文宗辛苦積攢三十余載的家業(yè)幾乎賠了個底掉，卻讓他第一個知道女真人崛起的勢頭，而遼人和宋人彼時還蒙在鼓里呢。

北宋與高麗剛剛復交時，大儒曾鞏正巧在明州做知州，負責迎送高麗使團。在《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中，他這樣寫道：“竊以高麗于蠻夷中為通于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特別要說明的是，在北宋官場的政治派別中，曾鞏屬于支持海上外交的新黨集團，不是持反對態(tài)度的舊黨人士。他的言論代表了新黨內(nèi)部對高麗普遍懷有的看法：既肯定高麗好學懷德的積極意義，又依舊將其歸入“蠻夷”之列，總之，不過是有文化有教養(yǎng)的蠻夷罷了。

這種天朝大國的自豪和自負，在北宋高層和社會名流那里似乎與生俱來，他們認為只要談一談文化，賞一些書籍，賜一套宮廷雅樂，再加上必要的經(jīng)濟物質(zhì)誘惑，就足以讓藩邦俯首帖耳。顯然，這個如意算盤打錯了。李資諒返回高麗后，高麗睿宗君臣決定對北宋全面封鎖有關女真完顏部實力發(fā)展情況、金遼戰(zhàn)爭進展等相關情報。這給北宋設想的聯(lián)金策略制造了更加明顯的麻煩。直到公元1117年，金國攻占遼東半島，遼國漢人高藥師舉家乘船逃難，不料中途迷航，漂流到山東登州（今山東蓬萊）。這個人向北宋透露了遼金戰(zhàn)爭的最新進展。北宋這才派出使臣，以高藥師為向?qū)В俣确汉１鄙?，終于在遼東和金軍接上了頭。

海上之盟勉強成行，而此刻距離趙良嗣向宋徽宗獻出聯(lián)金攻遼之策，已過去兩年有余。今時非同往日，金國早就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轉(zhuǎn)而向遼發(fā)起戰(zhàn)略進攻。他們雖然對北宋提出結盟的主張表示歡迎，但對大宋來說，顯然已經(jīng)錯過了攫取最佳外交利益的時機。

接下來的事，我們都知道了。公元1125年，金軍生擒遼國末代皇帝耶律延禧，隨即發(fā)動對北宋的征討，并于1127年攻入汴梁。除宋徽宗第十一子趙構外，北宋皇室全部被金人俘虜。趙構南逃，于杭州建立南宋。而朝鮮半島上的高麗，在目睹了金國崛起、接連滅遼和北宋的事實后，最終選擇再次與南宋斷交，向金國稱臣納貢。

國力相對弱小的高麗，一貫奉行利己主義、務實自保的外交方針。而可悲的是，不僅徽宗不知道高麗對北宋的真實看法，就連經(jīng)歷了靖康之恥的南宋朝廷，也仍舊一廂情愿地做著“憑借輸出國家軟實力便可對友邦施加政治影響”的美夢。《宋史》有記，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派遣胡蠡、柳悅等人以國信使的身份，多次前往高麗，希望通過對方刺探金國情報，遭到拒絕；第二年，高宗趙構又讓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城出面，商談是否可以請高麗借道“迎回二帝”。這一次，楊應城不僅遭到高麗人的直接拒絕，還被對方毫不客氣地羞辱了一頓：“二圣今在燕云，大朝雖盡納土，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zhàn)？”

是啊，與其寄望于“友邦”，何不練兵？

沒有高麗的協(xié)助，宋金海上之盟的計劃在擱置一年后才終于施行。然金國此時已進入對遼戰(zhàn)略進攻期，北宋失去了攫取外交利益的最佳時機。不止如此，金國這個昔日的“盟友”，在滅遼之后，反過來把刀口對準了北宋。1125年，金朝借口北宋破壞海上盟約，南下攻宋，東京汴梁兩次被圍，終于在次年冬天被金人攻破。圖中表現(xiàn)的就是金兵攻打汴梁的情景。繪圖／孟凡萌